• WAP手机版 RSS订阅 加入收藏  设为首页
特稿专题

从成都出发的南丝路曾惠及古希腊古埃及

时间:2018-01-30 10:12:14   作者:李殿元   来源:成都晚报   阅读:9408   评论:0
内容摘要: 赤里街与少城是成都古蜀时期与秦代商业发达的象征,而成都的商业雄心却远不止于此。在汉代,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,在大夏发现了邛竹杖和蜀布,说明巴蜀到印度(古身毒国)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。这条通道,现代史学家沿用“丝绸之路”称呼的惯例而称为“南方丝绸之路”。这是一条从成都出发...
从成都出发的南丝路曾惠及古希腊古埃及
从成都出发的南丝路曾惠及古希腊古埃及
   赤里街与少城是成都古蜀时期与秦代商业发达的象征,而成都的商业雄心却远不止于此。在汉代,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,在大夏发现了邛竹杖和蜀布,说明巴蜀到印度(古身毒国)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。这条通道,现代史学家沿用“丝绸之路”称呼的惯例而称为“南方丝绸之路”。这是一条从成都出发的的古代商贸之路。
汉代成都位列“五都” 是全国商贸中心
秦统一古蜀后,在此置蜀郡。因为都江堰的修建,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经济大发展,在汉代,取代关中成为天府之国。据《汉书·食货志下》:“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,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宛、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。” 即是说,成都已经是当时全国的“五都”之一。
扬雄、左思都撰有以描绘成都为题材内容的《蜀都赋》。这两首《蜀都赋》都大力描绘了成都的“贝锦斐成,濯色江波”,“自造奇锦”“阿丽纤靡”,壮阔富饶的形象,以及成都“两江珥其市”“发文焕采,转代无穷”的繁华。
   《蜀都赋》称成都是一座“货贿山积,纤丽星繁”“肆张列市”“百室离房,机杼相和”,天府自然经济与锦绣家庭手工业结合得很好的生态城市。
   《蜀都赋》称成都是全国性商贸中心,活力四射的海内名都。当时成都物流货流,“东西鳞集,南北并凑,驰逐相逢,周流往来”,宴饮所用不止巴蜀土产,更有“江东鲐鲍,陇西牛羊”。
读《蜀都赋》及其他史料,可知当时蜀都手工业商业极其发达。蜀地资源丰富,铜铁金银和玉器等应有尽有,这为工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必备而充实的条件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说蜀地的卓氏、程郑,都是六国灭亡后迁来的,他们都是以冶铸致富,到了汉代,无疑能家累百万了。
    作为全国商贸中心的成都,当然是有商贸通道的,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。
南方丝绸之路是成都走向世界的国际通道
  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纵贯川滇两省,连接缅、印,通往东南亚、西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古老国际通道,包括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等。它和西北丝绸之路、海上丝绸之路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。
   既为“丝绸之路”,说明这条商道最早是为贸易丝绸而开辟。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,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,四川是当时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。西汉扬雄《蜀都赋》曾称颂,蜀锦鲜艳华丽,品种繁多,发文扬采,转代无穷。《蜀都赋》称,蜀地“黄润细布,一筒数金”,意思是蜀地的丝绸以黄色的品质尤佳。印度考古学家乔希指出,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,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。这种黄色的丝织品,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“黄润细布”。从印度古文献来看,湿婆神的出现时间至少相当于中国的商代。这说明,可能在商代,中国已经同印度发生了丝绸贸易关系。
   1936年,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,这些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途经云南、缅甸、印度和巴基斯坦运到印巴次大陆,然后转手到达中亚的。《史记》多次提到“蜀布”等“蜀物”,其实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,由蜀人商贾长途贩运到印度出售,再转口贸易到中亚、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。
   《史记》记载了中、印、阿富汗的经济文化交流,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《魏略·西戎传》里,也提到罗马帝国“有水通益州(四川)”。
定型后的南方丝绸之路两条线路都是从成都出发
   蜀人历来不保守,所以巴蜀文化具有明显的开拓性、开放性与包容性。因为重视交流和开放,秦时迁蜀的赵人卓氏、山东程郑就能在临邛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贾。说明蜀人少有妒才之心,并不排斥外来人员,而且很善于学习。事实证明,巴蜀文化虽地处四川盆地,周围大山环抱,却并不封闭。而这,早在古蜀文化中即已存在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里记载的“五丁迎石牛”一类传说,就反映出古蜀先民力求打通闭塞,走出盆地,渴望与外界交流的观念和行为。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海螺、海贝、象牙,明显地具有强烈的外来因素。
   南方丝绸之路也是蜀人努力向外发展的证明。
   早在张骞尚未打开通往西域,开辟北方丝绸之路以前,西南先民们就已打通了一条从成都至云南滇东一带的“五尺道”。《史记》记载,“五尺道”从成都出发往东南行,经僰道(宜宾)、南广(盐津)、朱提(昭通)、夜郎西北(威宁一带)、味县(曲靖),至滇池(昆明),继续向西至叶榆(大理)。《司马相如列传》记载:“邛笮、冉駹者近蜀,道亦易通,秦时尝通为郡县,至汉兴而罢。”公元前129年,汉武帝派遣司马相如积极开凿通川南雅安、西昌及云南大姚之邛、笮、井、駹等西夷地区的“西夷道”,从蜀地南出,经临邛(邛崃)、严道(荥经)、旄牛(汉源)、邛都(西昌)、会无(会理)、渡过金沙江到青蛉(大姚),抵达叶榆。在打通了身毒道之后,连接滇、川的通道蜀身毒道即可畅通而行了。以上两条在大理汇合后西行,经博南(永平)、永昌(保山),由越赕(腾冲)出境入骠国(缅甸),称为“永昌道”。
   一条成熟的通道形成往往要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,在形成规模通道以前,民间一定相应存在了一些较为方便的交通网络遍布各乡村小镇,尤其当两端之间存在有必要的交换物资时,路途通道也就应运而生了,发展到一定程度,网状的乡村线路就会演变为商道,尤其是在官府的投入下会演变成为官道。
    根据专家的研究,定型后的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,这两条线路都是从成都出发。
一条为西道,即“旄牛道”。从成都出发,经临邛(邛州)、青衣(名山)、严道(荥经)、旄牛(汉源)、阑县(越西)、邛都(西昌)、叶榆(大理)到永昌(保山),再到密支那或八莫,进入缅甸和东南亚。这条路最远可达“滇越”乘象国,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。
    另一条是东道,称为“五尺道”。从成都出发,到僰道(宜宾)、南广(高县)、朱提(昭通)、味县(曲靖)、谷昌(昆明),以后一途入越南,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。
南方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约有3000多公里。这是中国较早的对外陆路交通线,同时也是中国西南与西欧、非洲、南亚诸国交通线中最短的一条线路。
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个性和创造精神不可替代
   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处于中央版图边缘地带,一方面跨境而居,与当地土著在物品上互通有无,语言上交流通畅;一方面受到中央王朝管控,遥远的王权管控远达于此,在政令上畅通有效,儒学传统文化远播于此,通过人员交流、物品交换,在上下一体的秩序中,核心、中间、海外三圈间文化出现了上下纵横勾连。
   考古学证据表明,中国古代文明经由西南地区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,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就已存在了,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,多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。
   在希腊雅典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5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,织法与四川丝绸相同。埃及和欧洲考古发现的中国丝绸,与中国考古发现的印度和近东文明的因素,两者在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发生、发展年代上吻合。由此可知,古希腊、罗马,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,便是来自古蜀地的产品。
南方丝绸之路对于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亚、南亚的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考古材料显示,自夏、商时羌系民族便经青藏高原的东缘(四川西部)向西南地区迁移,此后这种民族大迁移络绎不绝,到战国时期又一次达到高潮。这些迁移的民族不单到达西南夷地区,一部分甚至进入了东南亚及南亚的东部地区。民族的迁移打通了沟通南北的交通通道,促进了文化交融。
   南方丝绸之路在历史意义和价值意义上是世界性的,它具备的文化个性和创造精神不可替代。

相关评论
埃中新闻网版权所有 蜀ICP备12010380号